2001年底，有对中年夫妇，男的姓付，他们夫妻二人一同下岗,工作、生活进入最低谷。有一天，通过朋友认识了在北京开公司的刘某，刘某说准备在石家庄开一分公司，为了寻找生机，将来进刘某的分公司工作，答应了刘某筹集资金的要求，将2万元借给刘某，刘某答应10天后周转过来就可归还。付先生瞒着爱人将夫妇二人多年积攒的2万元借给刘某后，10天过去了，20天过去了，刘某一直不提还钱的事。付先生反复催要，刘某均借故不还。开始还能联系上，后来干脆也不接电话了。付先生去了北京好几趟，连刘某的面也见不上。两年多来，付某夫妇由开始的小吵小闹到后来的大吵大闹，多年的夫妻几近反目，感情急剧恶化，几乎到了离婚的边缘，女儿的学业也受到了影响。付先生终日为此事奔波，疲惫不堪,身心交瘁，到过多家律师事务所，见过多名律师，因刘某下落不明，付先生也拿不出来律师费，均感到案子不好办，付先生压力大得连活下去的勇气都快没有了。
2004年5月，付先生经朋友介绍，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找到我。听了付先生一字一泪的诉说，我的眼眶也湿润啦，我自己家里也有亲人下岗，下岗的情况我了解。我知道这两万块钱对付先生来讲意味着什么，那是老人的看病钱，那是孩子的上学钱，那是自己的吃饭钱。我当即表示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付先生将钱追回。
经多次接见当事人，反复研究案情，详细了解情况，认真制定预案，并利用我在北京的合作关系对刘某进行了调查，得知刘某是东北人，在北京做生意，其公司早已资不抵债，债权人众多，其中一甘肃人被他借去20多万，为讨债已在北京住了将近一年，因为没钱，春节连家都没有回去。北京的朋友说这事不好办，劝我别管这事。但我怎么能不管呢？
开弓没有回头箭。2004年8月，我去了北京，朋友联系到了一家报社的记者与我随行，几番周折，我们终于找到刘某。我对他亮明身份，说明来意，递交了付先生的授权委托书，核实案情，出示证据，明示法律，并把付先生的贫困状况和为此事所引起的家庭矛盾说给他听，但刘某不为所动，谈判最后没有结果，临走时刘某竟然用威胁的口吻对我说：“我劝你少管闲事。”这反而更加激起了我的义愤，我对他说：“这事我要管到底，法庭上见。”我决定回石家庄收集更多证据，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事。就在我回石家庄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电话是刘某打来的，也许是“谈判”结束后，他看到我上了随行记者的采访车，怕事情被曝光，也许是摄于法律的威严，刘某的态度转“暖”了。我给他留下一句话：“我给你一星期的时间。”我回来以后不久，付先生告诉我，刘某将钱寄给了他。
在办案过程中，我了解到付先生的贫困家庭状况，他舍不得花一块钱去坐公共汽车,舍不得花两毛钱打一个电话,他说这有可能花去他一天的生活费,虽然事后付先生一再要求，但是我婉言拒收了他的代理费。每当看到贫、残、老、幼等特殊社会群体在我的帮助下露出了灿烂的微笑时，我就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，会感到由衷的欣慰……